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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十年,银行业发展得与失

作者:曹文来源:金融管理与研究 2012.1 日期:2012年2月22日 09:23

 

现在,入世十年的中国银行业俨然贴着历史顶峰期的标签,逾百万亿资产总额,1%左右的不良率、近万亿的税后利润。

当年高喊“狼来了”的那只“狼”,由于水土不服,40家中国外资法人机构的资产总额达1.74万亿元(截止2010年末),在银行业总资产占比仅1.85%,35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银行业已经完成现代一流国际金融机构的嬗变,其尚未经过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厐大的银行业资产如何跑赢风险等仍是未知数。

囿于有限制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速度总体慢于预期;利率和产品管制也抑制了外资银行的创新和竞争优势;就像一艘航母驶进小湖泊,纵然武艺高强,却无足够腾挪空间。

在“对外资银行开放、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走出去”的三个入世阶段,中国银行业得到的实惠是“少走弯路,学会如何建立并管理现代商业银行的方法”,但其为此付出的学费也不菲,迄今为止,还在受“银行贱卖论”的困扰。

而秉承审时度势、不耻下问的姿态,中国银行业仍然需要向外资银行学习如何“把银行做成真正的银行”。学会的那一天,或许是中国银行家真正诞生之日。

 

“狼”的经验与教训

外资银行终究没有变成“狼”,至少现在没有。2005至2007年末,外资行资产总额在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91%、2.11%和2.38%。持续增长的占比多少凸现了外资行的“狼性”。

2006年12月份,根据WTO准入协议,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了人民币零售银行市场。但受累于金融危机,以2009年为例,国内全年新增贷款10万亿背景下,外资行新增贷款仅18亿。加之巨亏的理财产品令外资银行在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危机。曾经流失的一些高端个人客户,包括人才,纷纷开始回流中资银行。

这其间,外资银行“海外行”的私人银行模式,及其结构性理财产品也给中资银行上了一课。当时,中国银行业的“私人银行”正准备扬帆出海,欲投资国外高端市场的产品。先“落水”的“狼”阻止了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冲动。很幸运,在此过程中,“狼”的先行实验给了中资行极赋价值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外资银行不管出去还是进来,也会有失败的地方。如此,中资行有的放矢的学习:不完全照搬外资行的运营模式。试想,如果外资行不进来,中资行可能很难甄别风险,这也是入世一大贡献;甚至是中资行的最大收获——懂得如何从盲目学习到借鉴经验教训。

当然,在中国市场表现式微的“狼”也有苦衷。一些外资行高管抱怨内地监管限制颇多,困扰其发展;包括一些业务准入、市场准入的审批,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可以用“水土不服”四个字概况;主要体现于两点: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其产品理念如何与中国消费者对接;此外,中国的市场环境令其不服——利率没有市场化,价格不能竞争,即利益没放开,外资行的一些商业行为难以施展。

不过,外资行对客户资源的分层与细化管理,确值得中资行学习。譬如,外资行把内部的服务资源和客户贡献两大块有效结合起来;即其做生意的方式,尤其值得中资行去研究与学习;若在过去,中资行对客户贡献从不算账。

显然,WTO开放中国银行业还是得到了实惠。如果不进入WTO,中资行恐怕连巴塞尔一二三都不知道是什么。

 

引进国际战投的利与弊

入世前,中国银行业有“两差一不足”。盈利能力差,人均利润0.13万美元;资产质量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据1999年《财富》);资本金不足,人均资本仅2.28万美元。与现代银行相距甚远:经营手段行政化、经营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低、不良资产高企。

入世十年,从初期23.7万亿元(2002年末)到106万亿元(2011年10月末),中国银行业总规模翻了4.5倍;不良率仅1%左右、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以上、税后利润近万亿。 入世对中资银行而言,不啻是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疑利于我国融入全球金融制度,参与全球的金融资源配置。

而一连串的数据背后与“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又不无关联。一位银监会人士曾发问:如果没有美国银行,中国建行H股能成功上市、A股的价格能起来吗?

问题是,在此过程中,“银行被贱卖论”四起,且至今没有定论。作为入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当时看,以净资产作价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似乎并无不妥,其时,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银行业,进行全球路演时,伸出橄榄枝的投资机构并不太多,且要求苛刻者颇多。现在看,外资银行挣得盆盈钵满,银行股权似乎有被贱卖之嫌。

的确,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因素之外,还有品牌、客户等多重要素,何况当时已经剥离了不良资产;那时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的IPO必须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现在看来,一刀切的做法似有所不妥;后来监管层亦取消了该项必要条件。

不可否认,中资行的确从中学到很多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业务技术都有了大幅提升,增强资本实力外,改善资本结构,提升市场认可度,顺利实现海外上市等。

近6年来,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其与美银在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管理以及产品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持续、广泛地开展了合作项目和经验分享,推动了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逐步转化为建行的日常经营管理行动。

在此过程中,中资行确实看到了国外的银行家怎么管银行,与其共事时,外资行传输中资行先进的管理理念,大到公司治理结构,小到诸如客户挖掘,客户贡献和银行资源的匹配,服务流程等。

而中国银行和外资银行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时候,恰是200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的那段时期,当时也是知识最丰富、思想最开放之际。比如中资行大批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被派至美国学习,而国外的银行家频频造访中国交流。这十年,是中外银行家交流最密切的十年,中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亲身感受到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一种现代管理制度与模式。

对于建立现代银行,经历了两大活跃期。第一大活跃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思想上很开通;2004年至2006年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第二个大活跃期;亦是最完整、最开放,最有效率的改革阶段:中资要真正“操练”,比如银行的治理结构究竟怎样?以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如何植入中资行?包括三权制衡等;这或多或少使得中国的银行业经理人由内部人逐渐转向外部人,虽然没有全部实现透明,但在逐渐形成透明化。

 

由官商到职业银行家

不言而喻,中外银行家也是在最近十年间广泛进行交流。国外职业银行家给了半官半商的中国银行家很多的学习机会与思考经验,为其步向一个现代的职业银行家打下基础,换言之,中国现代职业银行家的起步正是从此开始。

但不同于国外的职业银行家,中国银行家经历官、商、家三个阶段,比如做政府官员,还能做银行的董事长,甚至还可以做博士生导师——这才是具中国特色的银行家;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冲突。

因为就算是国外的职业银行家到中国来,其首先要拜访的是政府官员,其次是银行领导,最后才开始做生意。其实,银行家职业化并非角色的职业化,而是其本身职业指引所界定的职业化,比如说某人当行长,便按照行长的职业和法律行事,若做银监会官员,就应该按监管的法律职业要求来做。

不过,在学习西方职业银行家的过程中,的确有些能学,有些则学不来。如国外职业银行家的天性与生存环境,中国银行业就无法学。像欧美人骨子里生出来就有契约精神。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中国职业银行家的成长。

与此同时,中资行还没有完全学会在激烈的价格竞争环境下如何做生意;比如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客户,国外职业银行家都是按照对不同客户的贡献度进行价格协调;包括他们怎样按照风险机制定价,何种产品属于何等的风险层级,处于怎样的利率水平等等;这些做生意的“技巧”,我们至今可能还没有一一学会。

某种意义上,中国银行家的商业自由空间太小,往往是管理控制能力强于其经营能力。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价格充分竞争的条件下,银行能稳定发展。如此意味着必须面对两个问题:学会做生意;解决人口红利、劳动力价格偏低问题之后;他才是一个职业银行家。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出身的银行家是个过渡;那么,60年代的银行家成长之后,其受过的法制教育,以及比过去优越的成长环境或许决定,现代银行家出于这一代。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国际金融形势也无时不在变化,现在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欲通过资本市场来“作用”于中国银行业;而如何从传统银行业务的风险防范内涵扩大至防范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的大型系统风险,这可能是我们银行家的“短板”,他们还需要不断去学习。

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现代银行家应该面临的生存状态:银行经营商业化、环境市场化、管理职业化。中外银行家比较后,便知道差距有多大。

 

中国银行业如何全球化?

至于入世的第三个阶段 “走出去”,即中国银行业如何全球化的问题,则需全盘考量。

其实WTO是一个互相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遇到金融危机这个点。正如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以后,昭示银行仍然要回归传统的规律,杠杆和投行业务过多,难以防范风险。而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银行正准备大步“走出去”,并大谈私人银行,到国外发展机构等,似乎中国向美国银行开放,美国也需向中国开放。

所以,外资银行的教训让中资银行又回到主流银行业。所谓主流银行业务,并非去美国发展新客户,因其市场已经饱合;而是与时俱进,跟随全球企业客户到国外去发展;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契机,重构国际化战略。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银行必须“走出去”。不过,创造条件中国银行才能“走出去”,其前提是,有序、有力、有效地“走出去”。

现在,企业与居民都“走出去”了,必然要求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的银行业也“走出去”;另外,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也要求中国银行业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像快速推进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及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人民币跨境投资,人民币跨境融资等,都要求中国银行业能够“走出去”。

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末,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1971亿元;而未来人民币境外市场的发展,更需要我国的银行业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经营体系。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局限性较大,其海外布局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以及像新加坡等一些文化背景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地区,只有很少的机构分散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我国五大银行海外业务收入的平均占比仅6%左右;而欧美同业的海外业务的收入占比达到35%以上;不言而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客户的需求。

因此,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的“走出去”应该有序、有力、有效,而非盲从。序是战略部署和战略布局,力是实力和能力,效是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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